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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史话：从戈壁渠畔到军垦新城的百年蝶变
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，乌鲁木齐北郊的沃土上，五家渠这座年轻的城市静静矗立。它的历史不长，却镌刻着拓荒者的足迹；它的故事不多，却见证着从荒原到绿洲的奇迹。从五户人家的一条渠，到万户聚居的一座城，五家渠的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岁月的印记。
一、远古回响：丝路古道上的文明印记
五家渠的土地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。西汉以前，这里是塞种、大月氏等游牧部族的繁衍生息之地，草原上的牧歌曾回荡在天山北麓的旷野中。公元前176年，匈奴控制西域后，此地成为其游牧领地；直至公元前60年，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，这片土地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，开启了与内地文明交融的历史。
隋唐时期，五家渠境属庭州轮台县管辖，作为北庭都护府的重要辖地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盛——商旅驼队曾沿着这片土地上的古道穿梭，将中原的丝绸与西域的香料远销四方。宋元至明清，这里先后历经柔然、突厥、西辽、蒙古等政权管辖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在碰撞中不断融合。清乾隆年间，乌鲁木齐设都统，此地划归迪化直隶州；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，正式纳入昌吉、乾德（今米泉）两县管辖，零星的农耕聚落开始在水源附近出现。
二、渠名起源：五户人家的拓荒开篇
“五家渠”之名，源于一段朴素的拓荒史。清末民初，战乱与灾荒迫使内地民众西迁，杨汉青、冯寿安、杜万寿、常万和、谢照仁五户人家辗转至此，在老龙河畔定居下来。为了在干旱的戈壁滩上种出庄稼，他们合力从老龙河引出一条水渠，灌溉农田、滋养生计。久而久之，“五家渠”便成为这片聚落的代称，一条渠、五户人，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原始的基因。
在随后的数十年里，这里始终是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偏远村落，人们依赖手工耕作与天然水源，在荒原上艰难维系着生机。直至20世纪50年代，一声号角打破了这里的沉寂，将五家渠推向了历史的新起点。
三、军垦奠基：戈壁上的新城曙光
1950年4月，王震将军来到这片苇湖碱滩，穿苇滩、翻沙梁、涉溪流，当看到乌鲁木齐河与头屯河之间的沃土时，他在地图上画下一个圆，勾勒出一座新城的雏形。1951年7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的80余名战士作为垦荒先遣队抵达这里，割苇子、搭窝棚、引渠水、垦荒地，拉开了屯垦戍边的序幕。
1952年，十七师师长程悦长率2000余名指战员修建猛进水库——这是垦区第一个水利工程，也是军垦战士用铁锹、抬把子等简陋工具，在亘古荒原上创造的奇迹。同年，“五家渠”正式作为地名使用；1953年，十七师更名为农六师，师部迁至五家渠，这里成为兵团屯垦的核心区域。此后，第一家机械化国营农场“八一农场”、第一家工业企业“农六师联合加工厂”相继建立，机械厂、皮革厂等企业陆续兴起，戈壁滩上第一次有了工厂的轰鸣。
那些年，支边青年们响应号召扎根于此，住地窝子、吃盐水泡窝头，用自制工具开荒造田，秉持着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，将荒原改造成良田。一〇一彩门、青年连、水电连等带着兵团符号的地名，成为那段激情岁月的见证。
四、建市发展：从聚落到都市的跨越
2002年9月17日，国务院批准设立五家渠市；2004年1月19日，这座由兵团孕育的城市正式挂牌，实行“师市合一”管理体制，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。从此，五家渠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。
曾经人拉肩扛修建的猛进水库，如今已是游人如织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；紧邻沙漠的蔡家湖，变成了年产哈密瓜超10万吨的“中国甜瓜之乡”；当年的戈壁荒滩上，建起了17座水库，天山雪水交织成网，滋养出棉田万顷、粮仓连片的绿洲经济。城市版图不断扩大，军垦路、青湖路等街道纵横交错，将军街、将军府、将军纪念馆等建筑承载着红色记忆，其中将军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通过三千余件文物与史料，再现了124位开国将领与军垦战士的壮举。
如今的五家渠，已拥有3个街道、3个镇，土地总面积达7477平方千米，4A级景区星罗棋布，成为集红色旅游、生态观光、现代农业于一体的“丝路水城”。从“五户人家一条渠”到“万户人家一座城”，这座城市用70余年时间，书写了“人进沙退”的现代传奇。
五、精神传承：流淌在血脉里的军垦基因
五家渠的历史，是一部屯垦戍边的史诗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从王震将军的踏勘规划，到军垦战士的开荒拓土，再到如今市民的接力建设，“生在井冈山、长在南泥湾、转战数万里、屯垦在天山”的兵团精神，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。
将军纪念馆里的每一件文物、老军垦口中的每一段故事、城市里每一处带着“将军”印记的地标，都在诉说着这份精神的厚重。而那些从老龙河引水的智慧、改造戈壁的坚韧、团结互助的品格，也从最初的五户人家，传递给了今天的每一位五家渠人。
